记者冯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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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石林：湖南汨罗人，1942年11月生。汨罗屈原纪念馆原馆长，副研究馆员。中国屈原学会理事，湖南省屈原学会常务理事。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汩罗。”一千多年前，诗圣杜甫来到汩罗江边，以诗与水中的屈原共语。今天，在汩罗，有一位八十岁的老人，一生都在守护着屈原，他就是汩罗屈原纪念馆的老馆长刘石林先生。
祖籍北京的刘石林先生，其父因抗日救亡，“济沅、湘以南征”。1942年，刘石林出生在湘西南一个小县城，不到两岁即随父母辗转入京，在大变局下又一路南下来到了汨罗江边定居，让他与屈原相隔两千多年而成为莫逆之交。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他因工作派遣到玉笥山，成为屈原祠的守庙人，这样一守就是25年，在这期间，通过他的努力，汩罗屈原祠成为全国唯一一座纪念屈原的古建筑。刘石林表示，中国屈原学会年会他一届不落地参加了十八届，第十九届年会将在秭归召开，他一定会按时赴会。
屈原诞生于秭归，秭归自然是“源”之“源”，汨罗江则是“流”
三峡晚报：著名诗人余光中称汨罗江是“蓝墨水的上游”，秭归则是“蓝墨水的上上游”，您觉得秭归汨罗在弘扬屈原文化上如何进行交流和合作？
刘石林：对余光中先生这两句话，我是这样理解的：余光中先生作为一位诗人，“蓝墨水”当然指的是中华诗歌。郑振铎先生说：“他（指屈原）在汨罗江边，一住九年，……在江边散步，口里吟诵着诗句。当地人民是很敬爱他的。”屈原的很多诗篇如《九歌》《天问》《离骚》《怀沙》《惜往日》等，均是在汨罗创作或最终完稿的。这些诗篇又是楚辞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公认，《诗经》和《楚辞》是中华诗歌的两大源头，汨罗江自然是这两大源头之一。从自然的角度说，“上上游”则是“源”，屈原诞生于秭归，秭归自然是“源”之“源”，汨罗江则是“流”。无“源”则无“流”，有“源”而无“流”，这个“源”很快就会枯竭乃至消失。这不是玩文字游戏，而是阐述了两地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两地交往频繁，互通有无。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秭归屈原纪念馆郑轩振馆长莅临汨罗，我们提供了很多资料。1985年我拜访秭归，结识了很多秭归朋友如纪念馆的易炜、李彰庆，县文化馆馆长王敏、王健强，骚坛诗社谭光沛，三闾乡政府徐宏章等，可谓满载而归。几十年来，这种交流从未中断，对两地宣传和普及屈原文化，弘扬屈原精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坚信这种交流今后将会更加频繁、深入。作为两地的上级政府宜昌和岳阳，对两地的这种交流，不仅要支持和指导，更应该参与其中，作出表率。希望宜昌最大限度地发挥地理优势，挖掘文化内涵，经常举办国际性的会议、论坛、赛事等活动，以提高宜昌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做任何事情都要无愧于“我心中的大神屈老夫子”
三峡晚报：您曾说过，“我是无神论者，但屈原是我心中至高无上的神”，是什么缘由让您如此执着，一生只做一件事，那就是“为屈原的一生”？您是唯一一个参加了第一届到第十八届中国屈原学会年会的屈学专家，第十九届年会即将在宜昌召开，请问您会参加吗？
刘石林：我是喝汨罗江水，听父辈们讲屈原的故事长大的。特别是端午节，我的父辈或爷爷辈们，提上几个粽子，到汨罗江边，一边往江中抛粽子，口中呼唤着“屈老夫子吔，回哟！”那虔诚的神情，苍凉的呼声，深深地印在我的脑际，至今每到端午节，或是平常吃粽子，这个场景和声音还会浮现在脑际和耳边。读小学六年级时，我就读的学校迁到屈子祠内，历史老师在屈原神龛前给我们讲屈原的生平，带我们到玉笥山上，汨罗江边寻找屈原的遗迹……高中读了三个月就缀学回乡务农，我劳作耕种的土地下面，就可能留有屈原踟蹰的足迹。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县文化馆延聘我住祠管理这座古建筑，当时几位“五七大学”的老师在回城前对我说：“老刘哇，晚上有敲钟的声音咧，你一个人不怕呀！”我心想屈子祠内无钟，何来的钟声！巧的是数月后的一个午夜，我起床为带在身边的小儿子把尿，竟然真的听到了钟声，那钟声在寂静的夜空是那么嘹亮、清晰，由远而近，渐渐到了祠的中厅，我一点都不害怕。半年后的1980年春，屈子祠大修对外开放，果然铸了钟和鼓。我思忖那晚的钟声是个预兆，屈子有灵应验了，难怪汨罗江边的人们要把屈原当神来祭拜。接触到屈原的作品以后，更为他那种“哀民生之多艰”的爱民情怀，那种为实现“美政”理想锲而不舍上下“求索”的毅力，那种坚持“修能”，不为混浊的世俗所侵蚀的决心，那种敢于揭露“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等黑暗腐败的勇气……特别是那种在受到诽谤、贬官、削职乃至流放蛮荒而忠于祖国，始终“受命不迁”，对祖国不遗不弃的爱国精神所震撼、感动。而屈子祠是承载他这些精神遗产的载体，是向世人传播这些精神遗产的媒介，守护好这个阵地，我责无旁贷。我时时告诫自己，做任何事情都要无愧于我心中的这位大神——屈老夫子。
屈原的投江不是自杀，“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不是屈原的形象
三峡晚报：有哲学家说，屈原投汨罗而死，构成屈原作品和思想中最为“惊采绝艳”的头号主题。您觉得屈原为什么选择汨罗作为第二故乡？
刘石林：首先，我觉得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待两千多年前屈原的投江。屈原的投江不是自杀，屈原也没有自杀的理由。我曾经撰文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首先，楚人的生死观和现代人截然不同，楚人认为人的死亡只是变换了一种存在方式。况且郢都虽然沦陷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当时楚国还是一个强国、大国，之后还灭了几个小诸侯国，何况当政的顷襄王还是屈原的学生。屈原在《离骚》中写到为了寻找实现“美政”理想的境地，寻找与自己志同道合的“美人”，两次遨游天国，但都以失败告终。公元前278年他选择龙最活跃，楚人祭龙的日子——五月五日，选择十二凤凰簇拥他的远祖轩辕帝南巡驻跸的凤凰山下投江，就说明他是要第三次遨游天国，他是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而投江的。这还牵涉到屈原的形象问题，两千多年来，屈原在人们脑海中的形象，已经被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写的“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个字而定格，我觉得这八个字是司马迁的自画像，是在借屈原抒发自己心中的块垒，不是屈原的形象。
屈原为什么选择汨罗作为自己的“故乡”“首丘”，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屈原以前曾经到过汨罗；二是汨罗居住的罗人与屈原同宗共祖；三是汨罗距楚都郢较近且交通方便。汨罗早在春秋中期就设有驿站——罗江驿，地址在汨罗江与洞庭湖交汇处。屈原虽被流放，作为一个政治家，一位爱国者，他每时每刻都惦记着自己的祖国，“何须臾而忘返”，时刻想着回到朝廷，去报效祖国。
《离骚》中女嬃那段话，既有女儿、妹妹的娇嗔，也有姐姐的责备，也可以嗅到母亲的痛爱
三峡晚报：您从事屈原研究四十多年，也出版了专著，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比如认为女嬃是屈原女儿，您是怎么得出这一结论的？
刘石林：谈到屈原研究，首先要感谢老一辈学者的指导，特别是中国屈原学会第一届几位老会长，如汤炳正老先生、魏际昌老先生、姜书阁老先生等。您刚才提到的关于女嬃的那篇文章，那是我提交给1989年冬在邵阳师专举办的湖南省屈原学会第二届年会的文章，我是根据汨罗的有关传说写的。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湘潭大学教授姜书阁老先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白天坐在会场认真听取发言，晚上当我们这些人或逛街或聚集扯谈，他老人家却关起房门，认真阅读提交的论文，他发现我这篇文章后，晚上将我约到他的房间，耐心地指导我怎么修改完善，我按姜老的指导修改后，发表在《求索》1990年第一期上，三十多年来，时常有友人跟我探讨这个课题。最近几年我有一个新的认识：女嬃是一个文学人物，文学人物往往是以某一个真实人物为原型，根据作品的需要，再加塑造而成。女嬃作为一个传说人物，因为地域的不同，时间的先后，习俗的差异等诸多因素，将其定位为女儿、妹妹、姐姐、侍妾，甚或龚维英先生说的“蜀俗谓母曰嬃”的母都是可以的，《离骚》中女嬃那段话，既有女儿、妹妹的娇嗔，也有姐姐的责备，也可以嗅到母亲的痛爱。
三峡晚报：岳阳和汨罗在弘扬屈原文化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能否请介绍一下比较好的做法？
刘石林：岳阳和汨罗历来对屈原精神的研究和宏扬都非常重视。屈原的“求索”精神就被确定为岳阳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汨罗成功地承办了中国屈原学会第三届、第十八届两届年会。举办了十七届龙舟节，今年又将举办第十八届龙舟节。举全市之力建成了占地2.7平方公里的屈子文化园，恢复了始建于宋大中祥符年间的屈子书院。以屈赋诗句命名的广场、街道、建筑近二十处。在汨罗几乎随处都可见到屈原文化的印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