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7月27日

专访当代儒家学者、《国文课:中国文脉十五讲》作者徐晋如博士

“屈原以一人之力抵得过诗三百”

徐晋如

记者冯汉斌

人物名片

徐晋如,当代诗词、当代文言创作的旗帜性人物,著名儒家学者。2016年《南方人物周刊》“青年领袖”得主。1976年生于江苏盐城,诗古文辞创作垂三十年,曾先后就读于清华、北大、中山大学。有《国文课——中国文脉十五讲》《诗词入门》《大学诗词写作教程》等著行世。

核心提示

在当代诗词界,徐晋如先生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存在,生于1976年的他,1994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96年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2005年,跳过硕士阶段,以同等学力直接考取中山大学古文献学博士,成为岭南著名学者陈永正教授的关门弟子。2009年9月起任教于深圳大学文学院,并任深圳市儒家文化研究会会长等职。他不但醉心于诗词创作,更在诗词和国学研究上用力甚勤,出版了《诗词入门》《大学诗词写作教程》《海枯石烂古今情:唐宋词人十五讲》等影响广泛的诗词普及读本,特别是《大学诗词写作教程》,至今重印十多次,仍一书难求。

最近,徐晋如博士又推出了《国文课:中国文脉十五讲》专著,甫一问世,即登上当当文化新书热卖榜榜首。该书新见迭出,既是一部充满原创性、颠覆性的文学史,也是一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赏心之作。

著名学者龚鹏程认为,《国文课》从《诗经》讲到明清传奇,试图重新建立中国的文脉。茅盾文学奖及鲁迅文学奖得主、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毕飞宇则评价,《国文课》洋溢着喜人的体悟,有他的灼见,更有他的会心。在该书中,徐晋如专门辟出专章《骚人播芳馨》,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专业解读,他认为,“从对后世诗家的影响来说,屈原以一人之力,抵得过诗三百。”“屈子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被后人绝无异辞地称作‘子’的一位大作家,也就是说,在世人的心目中,他是与老子、孔子、荀子、孟子并著于世的伟大人物。”7月25日,徐晋如先生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国文课》旨在

重新接续中国文脉

在谈到《国文课:中国文脉十五讲》的写作旨趣时,徐晋如表示,“正如本书题目所揭示的,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讲透中国文脉,以便在今天重新接续中国文脉。它不是一部中国文学史的普及作品,而是体现了儒家文艺观的带有鲜明的立场和价值观的著作。”假使今天的人们想要重新赓续中国的文脉,就得先清楚什么才是中国的文脉。是四大名著这类新文学派眼中的“经典”呢,还是诗骚以降的诗古文辞?“我认为只有诗古文辞这些雅文学才是中国的文脉,才是一国之文学,也就是国文。所以我实际上写了一部儒家文学史,一部中国雅文学的历史。我认为中国文脉两字可以尽之,就是风雅。”

徐晋如认为,诗教传统实际上与中国文脉可以完全画上等号。孔子所提倡的教育,是一种全人教育,又或者可称为博雅教育。它的目的,不是培养某一类的人才,某一方面的行家里手,那样的人才是“器”,而孔子特地说:“君子不器。”也就是说,孔子反对把人培养成某一类的专家。孔子要培养的,是拥有广博知识和完善人格的君子。他认为教育应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从诗教开始,以养成君子人格。现代教育专业划分越来越细密,但却忽视了人格的教育,这是非常偏颇的。“我一直认为,孔子的教育思想至今都是最伟大的、最深刻、最全面的,要重视人格教育,就应该首先重拾儒家的教育传统。而从孔子以降的历代大儒,都非常重视诗教,比如明代大儒王阳明、陈献章。”因为诗是最能感发性情的,所以在诗、礼、乐三教中,诗教最基本,也应该贯穿生命的全过程。

屈原是诗性人格的典范

在《大学诗词写作教程》中,徐晋如曾归纳过诗人人格的三个特征:一是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二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三是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三句话,全部出自于屈原的作品。对此,徐晋如给记者解释说,屈原是最具诗人气质、最有诗魂的人,是诗性人格的典范,他遗世独立,精神自由,而又生具悲天悯人的心肠,择善固执,九死不悔。在屈原之前,从没有过一位文学家拥有他那样深远的影响力。“我此前说的诗教,不是要让大家都做诗人,而是要让大家都能通过歌诗、赋诗,养成温柔敦厚的品行。诗人是另外的一群人,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是诗人,而屈子是真正的诗人。”徐晋如说。

在《骚人播芳馨》一章中,徐晋如以一万多字的篇幅论述了屈原的人格和作品的魅力。他特别推崇屈原的《离骚》,认为它是缘情文学的极致,是后世作家只能仰望、只能心摹手追,却永远无法超越,甚至永远无法比肩的高居天中的北辰天极,“屈原的作品,就像是中国文学的青藏高原,而《离骚》无疑就是珠穆朗玛峰了。”他强调,在文学艺术的领域,是没有进化论的立足之地的。

《骚人播芳馨》是徐晋如下了很大工夫写就的专文,为此他给记者讲了两个小故事。一是他的业师周笃文先生,是湖南汨罗人,对屈子有着深厚的感情。当时《中国韵文学刊》向他约稿写屈子,他是老辈学人,今年快九十岁了,不习惯按今天的学术规范,每引一段材料,都要注明文献的出处、版本,于是“有事弟子服其劳”,当然就由徐晋如来做这件事。“看到老师的宏文,我想起我写过这篇,于是发给老师看,他看后也连声赞好。”另外,就是这篇文章作于他回母校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他把这篇以及其他几篇论文作为做访问学者期间的成果,交到北大中文系去,过几天系里负责访问学者事务的王老师,见到徐晋如特地说:徐老师,您的文章写得真好。“我问她看了哪一篇?她就说是这一篇。”

在回答记者关于“屈原人格的伟大与其作品的关系”的提问时,徐晋如表示,其实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一个极显著的区别,就是中国文学重视作家品格与作品的合一,人格即诗格、文格,而西方却没有这样的传统。“我这本书中,不止讲了屈子人格与他的辞赋之间的关系,其实本书所涉及的每一位作家,我都是依中国文学本来的传统,也就是未被新文化运动改造过的传统来讲的,无论是陆贽、柳宗元、苏轼、李白、杜甫,莫不是先有伟大的人格,才有伟大的作品。”

屈原是在用自己的生命

实践着悲剧美学

徐晋如在本书中断言,《天问》的创作时间一定早于《招魂》。“这是我作为诗人、求道者的直觉。因为只有经历过怀疑,才会更坚定信仰。我近年深深意识到,现代由西方传来的学术方法,凡事都讲证据,这种研究方法是把人文学科当作了科学,而文学艺术是远离于科学的。研究得愈科学,离文学也就愈远。对文学艺术的研究,需要的不是科学的头脑,而是艺术的头脑。”

言及此,徐晋如话锋转向了大学者胡适。“二十多年前,我就意识到,胡适一生做过的最坏的事,还不是倡导白话文,而是败坏中国的学术。”徐晋如认为,传统中国学术全部围绕着“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大学》“三纲”而展开,并分出了义理、考据、辞章这三种治学路径,但在这三种路径中,考据只是“小学”,义理和辞章才是“大学”。考据是为义理、辞章服务的。义理、辞章何以是大学问呢?因为它们更容易帮助人格的完善。王阳明《训蒙大意》云:“古之教者,教以人伦。”中国传统学问,惟一的目的是养成博雅君子,义理、辞章当然比考据更重要。在义理和辞章之间,辞章又更重要,因为辞章更接近学者的心灵。《国文课》一书就主要讲了辞章这一路的学问,辞章,就是中国的文脉。而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的研究方法,本质上是以西方义理为标准,重新解读中国传统典籍,这就完全否定掉了中国传统的义理;胡适所倡导的科学方法,“让无数的毫无文学天份的人,可以去做文学研究,从而劣币驱逐良币,真正热爱文学、懂文学的学者愈来愈少,辞章之学,在大学校园内几乎绝迹,还何从谈及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事业呢?”

访谈最后回到屈原。徐晋如强调,“屈原是一位毕生实践儒家信仰的圣贤。如果以屈原的《离骚》与西方文学的源头古希腊悲剧相比,你会发现二者在精神气质上有上下床之别,屈原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实践着悲剧美学。”

--> 2022-07-27 专访当代儒家学者、《国文课:中国文脉十五讲》作者徐晋如博士 8 8 三峡晚报 content_182076.html 1 “屈原以一人之力抵得过诗三百” /enpprope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