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冯汉斌

提到中国和亲文化的研究，不能绕开的是六十多万字之巨的《中国古代和亲通史》，这部宏著一经问世，即引起学界瞩目，被认为是国内外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研究中国古代和亲历史的学术专著，对于民族学和历史学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意义重大。这本力作的作者，就是烟台大学原校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崔明德教授。

作为一名纯粹的民族史和文化史学者，崔明德在专注于专业研究之余，也十分关注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普及。他不遗余力地弘扬昭君文化。“作为王昭君的故乡，宜昌市尤其是兴山县等地和亲历史积淀比较厚重，和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和亲文化氛围比较浓厚。这里不仅留下了许多关于王昭君的遗址遗存，世代流传着不少王昭君的故事，而且积极打造昭君文化品牌，不断加强和亲文化项目建设。”10月18日，崔明德对记者表示，这几年多次来过宜昌，给他印象较深的，一是自2019年面向全国发起“昭君颂”主题的原创歌词大赛活动，二是2021年10月举办的昭君文化旅游节，三是兴山高铁站前广场的昭君雕像。当然，还有2022宜昌首届“昭君颂”广场舞大赛，崔明德教授也十分关注，认为这些都是全方位传播昭君文化，充分展现昭君故里文化魅力的盛举。“在昭君和亲文化研究方面，宜昌市成立昭君文化促进会，三峡大学成立昭君文化研究中心，这些都会进一步推动昭君和亲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

多数学者认为昭君出塞走的是秦直道

三峡晚报：中华民族和亲的类型主要有哪些？昭君和亲属于哪种类型？

崔明德：和亲是指两个不同民族上层之间的联姻。历史上的和亲比较复杂，类型多样。从历代史书所记载的具体实例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联姻，这种类型的和亲最多，昭君出塞和西汉与匈奴的其他和亲就属于这种类型；二是割据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联姻；三是不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联姻。如果按照联姻的动机、功能及性质划分，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安边型，二是同盟型，三是借兵型，四是分化瓦解型。昭君和亲就应归为安边型，昭君出塞后，汉匈之间几十年没有发生战争，对边疆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峡晚报：昭君出塞的路线有很多种说法，您倾向于哪种路线？

崔明德：关于昭君出塞的具体路线，由于《汉书》《后汉书》等早期史籍中没有具体线路的记载，后来就有西线秦直道说和通塞中路说的争议。总体来看，多数学者认为昭君出塞走的是秦直道，我在1991年发表的《关于王昭君的几个问题》论文中也主张此说。进入21世纪，山西学者靳生禾、刘志尧、刘溢海等提出了通塞中路说，认为昭君出塞是经过中线的通塞中路，即经过河东、太原、代、雁门关、杀虎口一线进入塞北的。我觉得，更多的学者探讨昭君出塞路线是好事，能够进一步扩大昭君文化的影响，深化和亲文化的研究。

昭君出塞在和亲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三峡晚报：昭君出塞在和亲文化史上有着怎样的地位？

崔明德：总的来看，昭君出塞及昭君文化在和亲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出这一判断，主要基于这样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王昭君本人在汉匈友好、文化交流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昭君出塞使“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二是王昭君的后代也为加深汉匈友好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昭君曾两次与匈奴单于结婚，生儿育女。在她死后，她的儿子、女儿、女婿、侄子等后代，继续为汉匈友好而奔波。尤其是王莽错误民族政策导致汉匈关系紧张时，王昭君的后代挺身而出，积极协调，设法弥合。所以，不仅王昭君本人为汉匈友好做出了贡献，而且她所播下的汉匈友好的种子已开花结果。三是昭君文化遗址遗存及传说分布范围最广，内蒙古、河北、陕西、山西、山东、河南等地都有昭君墓，湖北有不少相关遗址遗存。另有学者认为，在安徽、甘肃甚至新疆等地，也流传着关于青冢的故事和王昭君传说。可以说，昭君出塞已成了多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符号。四是历代文人墨客比较关注昭君出塞，历代歌咏王昭君的诗词超过1000首，戏剧约50种，小说约20种，搜集的民间故事约20种。新中国成立后，有关王昭君的戏剧、电影、电视剧、诗词、绘画、雕塑、音乐作品不断出现，扩大了昭君出塞的影响力。五是“四大美女”之一的标签更能凸显她的魅力。六是王昭君在国外有较大影响，尤其在日本和越南，昭君故事有着无限魅力。七是昭君文化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最多，成果最丰硕，活动最频繁。内蒙古、湖北、陕西、山西、河北、台湾等地都有相关研究机构或学术团体，经常举办一些大型活动，呼和浩特市已举办22届“昭君文化节”，湖北兴山县自1988年开始举办“昭君艺术节”。专家学者也对昭君和亲情有独钟，目前已出版相关专著30余部，发表论文700余篇，这些都不断扩大和亲文化的影响。我在《中国古代和亲史》《中国古代和亲通史》两部专著中，对昭君出塞着墨最多，是所有和亲人物中篇幅最长的。

希望宜昌继续打造和亲文化品牌

三峡晚报：您对宜昌在弘扬昭君文化上有什么印象？又有什么建议？

崔明德：客观地说，宜昌在弘扬昭君文化方面，对各项工作都非常用心，做得比较到位。当然，任何事情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希望宜昌继续打造和亲文化品牌，在把原有的品牌擦得更亮的同时，打造更多的和亲文化品牌。一是定期举办昭君文化研究高层论坛，为弘扬昭君文化奠定基础，提供学术支撑。二是充分发挥宜昌在“昭君和亲路”上的源头作用，在这方面有更大作为。三是对昭君村景区实施升级改造，争取尽快成为5A级景区。四是打造“南西伯利亚汉式宫殿—王昭君长女须卜居次云行宫”品牌。1940年在今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地区的米努辛斯科平原上发现了一座汉式宫殿，更多专家认为宫殿主人很可能是王昭君的长女须卜居次云和她的夫婿须卜当。这座宫殿出现在遥远的极北之地，表明和亲文化的强大传播力和广泛影响力，对于深入挖掘和亲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最北方的汉式宫殿—王昭君长女须卜居次云行宫遗址”展馆在昭君村开馆揭牌。应当说，这是宜昌市打造昭君和亲文化品牌的又一重要举措，将会进一步提升昭君和亲文化品牌的影响力，应当切实搞好。

关于这个展馆，我个人有两点看法，一是对这个宫殿进行复原，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从长远来看，这是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投入，用不了多久就会显示出其重要价值。二是现有展馆名称是“最北方的汉式宫殿（俄罗斯南西伯利亚阿巴坎宫）”，我觉得，可以称之为“南西伯利亚汉式宫殿—王昭君长女须卜居次云行宫”，这样既有方位感，又有具体指向，人们一看就知道大体方位。而“最北方”比较笼统，是哪个国家的“最北方”？“最北方”的什么地方，非常模糊。

三峡晚报：和亲文化如何高质量发展？

崔明德：从各种迹象来看，和亲文化将会出现大发展大繁荣局面。和亲文化如何高质量发展，我在一些会议或讲座中谈了多种路径，这里重点谈三点：一是构建与完善和亲文化的理论体系。和亲文化的研究阐释，是和亲文化建设的根基。总体来看，目前和亲文化的理论构建明显滞后。在这方面应下大力气，尤其要根据时代精神赋予和亲文化新的内涵，使和亲文化始终具有时代特征，与时代同步，在继承中不断创新。二是讲好和亲文化故事，促进公众对和亲文化的广泛认知。和亲文化内容丰富，体现和亲文化的故事很多，反映和亲文化的文学艺术作品很多，但毋庸讳言，目前还存在各地对和亲文化资源挖掘还不够深入、不够细致，讲好和亲文化故事的方式还不够多样等问题。弘扬和亲文化，要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和亲文化故事，让大众了解、支持和亲文化，积极参与和亲文化建设。三是加快和亲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目前，有的省区已在这方面下了一些功夫，且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以王昭君、文成公主等为代表的和亲人物形象、和亲故事、和亲作品等和亲文化，以及和亲文化研究，已在许多国家引起较大反响和部分民众的较大兴趣，说明和亲文化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尤其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大传播力度，增强传播效果，充分展示和亲文化魅力，使其成为世界文化百花园中鲜艳夺目的花朵。我经常讲，观察和亲文化要有大视野，研究和亲文化要有大格局，建设和亲文化要有大手笔。唯有如此，和亲文化才会高质量发展。

人物名片

崔明德，历史学硕士、民族学博士，韩国法学名誉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烟台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十二届山东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民族史、中国文化史及民族理论与政策的教学研究工作。出版学术专著15部，发表学术论文220余篇，主持国家及省部级研究课题16项，自1998年至2020年连续获得第二、三、四、五、六、七、八届教育部“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